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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红袍是怎么来的
     “大红袍”自古是万茶之尊,是武夷岩茶的代名词。但因为历史久远,战乱频仍,文献流失,“大红袍”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样,仍然停留在民间说法和神话传奇的层面,成了一个千古之谜,招引着人们去苦苦探寻和考证。
  笔者花费大量的时间,查阅了许多相关的历史文献,采访了多位权威茶人,掌握了第一手资料,按图索骥地把点滴的历史碎片加以精心拼接,对各种民间说法和神话传说予以一一求证和排除,终于得以基本还原出“大红袍”的本来面目,以飧世人。
    四种大红袍传说谁对谁错——“状元报恩说”最合情理
    在对于“大红袍”传说的众说纷纭中,几种影响较大的说法归纳起来无非“状元报恩说”、“皇后治病说”、“县丞祭茶说”、“猴子采摘说”、“县长命名说”等几个脚本。
  脚本一:“皇后治病说”
  “皇后治病说”纯属无稽之谈。历史上离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,依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,从皇后“突然得病”,到找到“大红袍”治好病,起码要花费几个月时间,远水解不了近渴,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一般的逻辑。
  脚本二:“县丞祭茶说”
  “县丞祭茶说”也十分牵强。武夷山虽然自古有祭茶的习俗,但县丞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严格的着装礼制。
  脚本三:“猴子采茶说”
  “大红袍”虽然生长在岩壁上,但不至于高不可攀,早在3000多年前,武夷山的山民们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几百米高的悬崖上,何况那区区的几十米岩壁。无疑,“猴子采茶说”严重藐视了武夷山人的智慧。
  脚本四:“状元报恩说”
  这是几个脚本中最令人信服的,说的是明初举子赶考途经武夷山,中暑昏厥路边,被天心寺僧人所救,以茶入药为其治疗。举子病愈后高中状元,回天心寺报恩,方丈说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,而是茶叶,嘱其以红袍披盖茶树,以表谢恩。“大红袍”故事从此不胫而走。靖难之变后,朱棣为追杀建文帝,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,胡潆到武夷山时入驻天心寺,爱喝茶的胡潆听了“大红袍”的故事,便请旨敕封,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,并正式册封天心寺茶为“大红袍”。
  印证理由一:红袍含义
  大红袍,顾名思义就是红色的袍服。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史上,衣着大红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。明朝洪武时期确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。在公服穿着上,明朝廷明确规定“一至四品着绯袍,五至七品青袍,八、九品绿袍。”其中“绯”就是指大红色。因此,明以后红袍渐渐成为清廉高官的代名词。
  可见,“大红袍”是明代清官的指代。可以推测:“大红袍”茶出现于明代,并与当时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的联系。
  这一推测与“状元报恩说”比较接近。
  印证理由二:存世时间
  “县长命名说”中有“大红袍,民国三十二年,吴石仙题”的摩崖石刻,因此有人推测“大红袍”得名于1943年,但在成书于1921年的《蒋叔南游记》(蒋希召著)第一集《武夷山游记》中写道:“如大红袍,其最上品也,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,天游亦十数两耳。”可见,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便有“大红袍”茶了。
  清朝道光年间,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《一斑禄·杂述》(1839年)卷四里说:“……若闽地产‘红袍’建旗,五十年来盛行于世”。“建”,即指建宁府(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);
  “旗”,指的是茶(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、枪,古人常以“旗”、“枪”指代茶叶),按照“五十年来盛行于世”推算,“大红袍”在清初就已经名扬天下了。这段文字的发现填补了清朝“大红袍”文字记载的空白,把“大红袍”有据可考的历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。
  印证理由三:史料考究
  近年来,随着“大红袍祖庭”——天心永乐禅寺佛教文化和寺院历史的深入挖掘,为“状元报恩说”、“大红袍”始于明代增添了诸多佐证。1991年,天心永乐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,工地挖出两个明代的圣旨碑、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。从中可以断定天心永乐禅寺受明代朝廷敕封。《明史·胡潆传》记载明成祖广泛“颁御制诸书”敕封寺院宫观,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“永乐”字号。
  上文也记载了胡潆“十七年(公元1419年)复出,巡江浙、湖、湘诸府”,在佛教古籍《瑞岩实录·诗偈》(清释元贤著)中更有胡源洁的《夜宿天心》诗:
  云浮山际掩禅院,月涌天心透客居。
  幽径不寒林影下,红袍味里夜可无?
  这首诗描述了作者胡潆夜宿天心寺,彻夜品饮“大红袍”的情形。可见在当时,尚在明初的时候,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“大红袍”之名。这些事实与“状元报恩说”几乎吻合。
  印证理由四:圣旨敕封
  圣旨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文书,颁发给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。圣旨碑,一般是作为门坊等建筑的构件,或单独立在显眼的地方,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受过皇帝的敕封或嘉奖。但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有两个几乎一样的圣旨碑呢?另一个是否是“状元报恩说”所指的朝廷对“大红袍”的敕封呢?
  据天心永乐禅寺住持泽道法师说,“状元报恩说”原记载于《天心寺志》,后来寺志失传于民国战火,便由天心永乐禅寺僧人口头代代相传下来。“状元报恩说”和其他版本的传说相比,更具有历史性、文化性、逻辑性、书面性,可见其确实出自正规的文献,而且口头相传的时间跨度不会太长。因为故事情节、时间、人物、事件与以上考证的史实相符,并无走样。综合“状元报恩说”和上述考证结果,“大红袍”是否受过敕封便不得而知了。
  至此,上百年来众说纷纭的“大红袍”的身世终于真相大白。
  大红袍母树的真假之争——现存“大红袍母树”不一定是真母树
  随着“大红袍”知名度的不断提高,母树“大红袍”的真假之争也愈演愈烈。“大红袍”的指代,实际上经过了从某枞茶树(状元红袍所披盖的茶树)的名称——某品种茶树(武夷山四大名枞之一“大红袍”)的名称——某类别(武夷岩茶)茶叶的总称的转变。所以,在不同的时期、在不同的场合,“大红袍”所指代的含义也就不同。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,就容易产生混淆,产生真假之争。
  说法一:
  根据《武夷山的茶与风景》(陈舜年等著,吴觉农作序)一书《上篇·茶》明确记载了大红袍有正副之分。“寺僧因游人任意采摘,不肯以真品示人”之句可以这么解读:为了保护“正大红袍”茶树,僧人故意在“副大红袍”茶树附近刻上“大红袍”三字,以转移游人的视线。因为“副大红袍”长在较高的地方,游人不易采摘。僧人这样刻意地“掉包”,实属无奈之举。但此举既可以保护“正大红袍”茶树,无意中也大大提高了“副大红袍”茶树的名气,延续了“大红袍”的品种和品牌。
  说法二:
  关于“正大红袍”的说法和年近百岁、解放前就着手研究武夷岩茶的茶业泰斗张天福老人所说的如出一辙。他和笔者回忆说:原来的“大红袍”茶树在距离现在“大红袍”不远的地方,就在一个大岩壁下的路边,树枞有将近一米,上面有水滴从数丈高的岩壁上滴下,终年不干,正好滴在茶树上,茶叶非常茂盛,可是在50年代就死了。
  说法三:
  民间有一种说法,说的是人们把“正大红袍”改称为“大红梅”,以混淆是非,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。据1951年担任“大红袍”母树所在地天心村土地改革小组组长,已经80高龄的傅志美老人的回忆,确有其事。他说:1951年土改时“大红袍”仍为天心寺所有。但因为其历史悠久,名气太大,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,如果继续由僧人管理,怕力度不够。后来县里专门为此开了协调会,决定把“大红袍”茶山划归农场管理。在“大红袍”附近还有一枞大茶树叫做“大红梅”,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枯死了。
  说法四:
  另外,《中国名茶志·福建卷》的武夷岩茶文章中记载:现今九龙窠之“大红袍”,据林馥泉一九四一年调查认为系名丛“奇丹”之误。并得寺僧信任,看到了一株真本“大红袍”在九龙窠的岩脚下,树根终年有水从岩壁涓涓流下,树干满生苔藓,树及衰老。曾作记载:树高135厘米,主干八根……
  以上不管哪种说法所提到的真“大红袍母树”,其实都不是现存的“大红袍母树”。但作为武夷茶四大名枞之一,“大红袍”实际上是茶叶品种的名称,也称为“奇丹”。《蒋叔南游记》第一集《武夷山游记》中写道:“如大红袍,其最上品也,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,天游亦十数两耳。”可见,“大红袍母树”并非只长在一处。当代茶人吴觉农、林馥泉等人也提到武夷山北斗岩、马头岩等地也有“大红袍”的品种茶。所以,现存的“母树大红袍”虽然不一定是最初传说中的“大红袍”,但可以肯定的是:现存的“大红袍”茶树是原生态的 “母树大红袍”之一。

发布时间:2014年2月1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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